因为温州是家族社会，都是一个一个大家族聚居在一起，一个人欠债不还，那么你就在这个家族社死了，这样的个体，在那个年代是无法生存的，所以绝大多数都守信用。

在北方尤其在东北，帮朋友、帮亲戚、肯借钱，那是仗义、仁义的事和人，只有好人品、讲义气的人，才能做到。

可在温州却不同，人家帮助朋友、亲戚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与人品没有关系，就是大奸大恶的温州人，也会这么做的。

就像陕南的某些山区里，只要有过路客走到门口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主家都会给你下碗面，这是必须的，与人品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就是一种习惯性民风。

即便主家是个十恶不赦的抢劫犯杀人犯，他也会这么做，温州人民间借贷也是如此。

王贵贤有个开地下钱庄的老丈人，借钱那就更手到擒来了，就这样一年一年的积累，借新账还旧账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债务越滚越大。

后来又给王迅升（小胖的哥哥）盖房子娶媳妇，这都是攀比的硬指标，更是要大出血的，外债就累计的更多了。

不久之后，老丈人突然脑溢血走人了，这下麻烦了，没人罩着了，借钱不方便了，一下子就暴雷了。

外债好几百万，二零零几年的时候，那是一大笔钱呀！

重要的是他家一下子名誉扫地了，在整个家族里社死了，房子也被收了，老王一着急吃了安眠药，还没死了，小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离开陕南，回的家。

回家一看，温州是待不下去了，只能找朋友帮忙，一家人躲到了广州，钱也只能慢慢还了。

在广州混了几年，还是没啥起色，后来，他在法国的舅舅知道了他们的窘境，让他们去法国试试，于是一家子又东凑西借，搞了些钱去了法国。

到了法国没几年，老两口就陆续去世了，到死都没能再回温州。

之后小胖又去西班牙、意大利混了几年，依然半死不活，始终生意做不起来，结了一次婚，没一年也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