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。

张献忠很清楚接受了朝廷的援助便会使大西的处境尴尬起来，但现实情况又不得不让他在两害之间取其轻。

说到底，川中的民生已凋敝非常，哪里还能供得起这么一支人马？

“陛下，莫不如让先前被抓的那些士绅以钱粮顶罪？”

看着张献忠颇为纠结的面色，孙可望略一思量便又提出了一策。

他作为四大义子之首，对大西皇帝的心思却要比其他几个识的深些。

初起兵时自不必说，一帮子流寇而已，当然是走到哪里便抢到哪里，流到何处便裹挟到何处。

后来朝廷逐渐势弱，而自家则越打势强，待到此番入川，已非为躲避官军追赶，却有些战略上的考量。

此等情形之下，身为头领的张献忠自也有了坐拥一地称孤道寡的心思。

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

前番入川之时，大军行事便无所顾忌，此番再来，川中百姓对八大王便已畏之如虎，哪怕张献忠于行事之间略有收敛，但大军却还是遭到了来自全川的激烈抵抗。

这般局面，若搞个千金买骨的戏码，说不得也还有回转的余地。

可这位八大王本就是个颇为激烈的性子，再加上有人在旁挑唆，大军在川中造下的杀业却还要比以往盛上数倍。

对此，包括孙可望在内的四大义子都或明或暗上过劝谏。

可谁曾想，张献忠不但连半句都未听如耳中，更还在此事上对素来信重的几人发了脾气，到后来他也不知是不是杀鸡儆猴，甚至将同样上过劝谏的刘进忠直接丢到了一旁。

待到现在，川中的局面越发不利，而各城的囚牢却还人满为患。

此时孙可望寻到了还转的机会，又怎能不冒着被自家义父厌弃的风险见缝插针？

“陛下，臣以为平东将军所言乃取乱之道！”

随着孙可望的话音落下，张献忠便露出了思量之色，但还不等他这个大西皇帝做出什么决定，丞相汪兆龄却先站了出来。

“明皇之算虽能动摇我大西根基，但待其功成却需得不少时日，届时我军定已击退鞑子，接受明廷帮助的恶果自会消弭于无形。”

说到这里，汪兆龄却顿了一下，待往张献忠面上扫了一眼才又说了起来。

“而那些被关在牢里的，不是心向明廷，便是与我大西作对，若将他们放走必定会让将才安稳的川中再生动荡，届时内忧外患之下，我大西又如何撑得过来？”

论及治国理政的才能，这汪兆龄不逊于朱慈烺手中任何一个文臣。

他在进予张献忠的条陈中以万言述了治安之策，其中又以三条最为关键，曰：谓固蜀之策，在先取汉中；治蜀民之策，在除革旧任官员；用人之策，在兴学校，选真才，黜冒滥，严幸进。

很明显，他看到了四川在地理上的弱点，看到了大明官吏系统的破败。

若能按着这些策略治理四川，说不得大西也能在明末成为抗清的中坚力量。

可论及手段，其酷烈、其狡犷、其残忍、其恶毒却也远超当世。

在他为大西所立之法中，以斩杀为首，答杖次之，再配上连坐、暗探这等手段，便是普通百姓过个寻常日子都是风险极高的事情。

就拿一名为熊炳老童生来说，他年逾知命却连个秀才都未曾靠中，待到大西开了科举，他便至是应召，中探花及第。

若按寻常来想，这当能算是大西立足川中的极好开端，可谁曾想在后面的殿试之中，这老探花却策了一段云：西蜀一隅之地，游其中者如井底蛙耳，不足以大有为也。

按其本意，这是在劝张献忠心怀四海，不可以得蜀自满，可那汪兆龄却将其意曲解成是在讥讽张献忠为井底之蛙。

后面的事情自不难想到，老探花被凌迟处死，其家口被发卖为娼。

张献忠重用这等品质有差的人物，便是其能力再大又怎能坐稳这巴蜀天府之国？

不过也算是天理昭昭、报应不爽。

在张献忠死于凤凰山后，四大义子所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“自今非接斗，不得杀人”，而当这汪兆龄以旧例驳斥之时，孙可望便言：“昔老万岁在成都，汝为宰相，不能辅之治国，惟劝之杀人，以至人心危惧，不肯归从，天下俱名我辈为贼，今日皇皇无之，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？”

事情到了这里，此贼自无活命之理，待四大义子将其斩杀之后，因张献忠身死而溃散的军心竟就重新凝聚了起来，足可见其多么不得人心。

不过此时的张献忠还活蹦乱跳，孙可望便是对汪兆龄之言再是不满也只能苦思驳斥之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