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在奏折中干脆写道：“此皆奸人欺下罔上，为害甚大。”

只可惜，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窝阔台的重视，因为包税制确实是让蒙古缓解财政压力的最简单，也是最快捷的方式。

到了太宗十一年，一些不法官员干脆勾结回鹘商人进入中原，进一步承包了大量税收。

至此，包税制在蒙古帝国一发不可收拾，并进一步将影响延伸到了元朝建立。

一直到元朝灭亡，它的财政税制都是严重畸形且不稳定的。

而空印案却是离得很近，虽然案发时间有所争议，但大致都在洪武初年上下。

按照明初时候的律令规定，每年各布政司及下辖府、县都要向户部呈递钱粮和地方财政收支、税款账目明细。

而户部与各布政司、府、县所提交的数额必须完全相符，分毫不差，方才能够结项。

如果有一项数额对不上，那整个账册就都要被驳回，并且重新核准填报，再重新盖上地方官府印信。

洪武年间，大明的都城在南京，所以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前往南京报账。

再加上，当时报账押解的税收大多都是粮秣等实物税，所以在运输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损耗，出现账目与实际对不上的情况。

所以，若是全部依照律令来办，稍有不对就要打回重报，江南地区的官员还能接受，可云贵川、两广、山陕诸地的官员可就要倒了大逼霉了。

为了防止无休止的来回往返，浪费钱粮时间，凡是这些地方前往户部报账的官员，一般都会事先准备好盖过印信的空白备份账册。

这在元朝就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惯例，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。

可朱元璋发现了空印的做法后，对此非常厌恶，因为他觉得这会给地方贪污大开方便之门，而且还会将税权放还给地方，导致地方逐渐糜烂失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