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更为关键的一点是，王伦认为眼下这个时代是绿教蓬勃发展不断东传的时期，西域崇尚佛事千余年，不能让华夏西部就此绿化，必须以儒家、佛教进行遏制。

这本该是大宋的历史使命，既然赵宋不能担起责任，那就让我来吧！

洪武四年的年底，对于即将到来的洪武五年，王伦很是期待，故而他难得地从皇家内藏库支了一笔钱，当作福利给京官们发放了下去。

前宋对官员们的待遇简直是历代之最，若能混到一任知州，起码能保两代人富贵。新汉建立后对前宋的官职制度进行改革，废除寄禄官，只重职事官，一个官员就很难兼有数个甚至十余个头衔，到手的俸禄自然就少了。

就好比宋仁宗时期的开封府尹包拯，年俸禄一万八千贯，差不多相当于同时期普通百姓六百户的全年收入，大宋想要推行“高薪养廉”，然而却忽视了人性的贪婪程度，大宋的官员腐败，放到整个华夏历史也是数得着的。

所以王伦对新汉官职的改革，在废除了诸多不视事的虚职后，又严格了各官职官员的品级，根据职级做出了俸禄的严格规定，朝廷不再给官员发放土地，而是以公田的方式，将部分产出上缴后再分配。

朝廷牢牢掌控着分配权和二次分配权，这让不少地方官员觉得自己的权力被朝廷侵夺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天下财赋收归中央朝廷，由朝廷进行再度分配和调度，这让江南地区不少官员上书请求，希望朝廷不要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将部分财赋截留地方，也节约相当一笔钱。

王伦觉得这些官员们把自己当作傻子了，前宋在各地设转运使，不就是为了将分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么？

怎么换了个皇帝，就觉得新帝是好忽悠的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