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早上七点多了。液体不知道什么时候输完了，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拔了。护士拔我的针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睡得太沉了！

伍祥趴在病床上睡着了，我叫醒他后，说道“伍祥，太辛苦你了，一宿没睡觉！你回酒店睡觉吧，我身体没什么问题，等一下我找医生，安排我出院。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”

伍祥说：“我随时可以回去！但是我先帮你把官司处理了。这些我比你熟悉，因为大姐的治疗费用，必须要那坏人出！我和警方沟通过了，犯罪嫌疑人不愿意出钱治疗，只能通过法院，然后强制执行。后来在警方一再沟通下，犯罪嫌疑人答应出钱治疗，但是仅限于大姐的身体指标恢复健康，精神病他不管，因为他说买来的时候，精神已经不正常了，刚开始他还以为是一个傻女人。”

我说道：“太辛苦你了，伍祥！你赶紧回去睡觉吧！我感觉欠你们太多了！”

伍祥微微一笑说：“不客气！我们是拿了工资的！”

伍祥离开后没多久，十几个医生护士，来到我们病房查房。医生询问了我的情况，我要求出院。医生对我检查了一下，同意了我出院。

一晃大姐就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院了，伍祥处理好了大姐的医药费问题，已经回去了。但是大姐整天依然呆呆的，有时候歇斯底里的尖叫，有时候又哭又闹。她依然不认识我！

这二十多天，大姐的身体状况恢复了很多，脸色也红润了起来，医生告诉我们，大姐的身体指标基本正常了，精神病他们治不了，叫我们转院去安市的第四人民医院，里面专门治疗精神病的。

给大姐办了出院，我带着大姐打车到了安市第四人民医院。我挂了一个专家号，我们在这里住院半个月，大姐的精神状况没有任何好转。

这天专家叫我去他办公室说：“我们通过两个星期的治疗，姚秀的病情没有任何起色！她受得的刺激太大了！我无能为力，建议转院到北京，北京很多家医院，对精神方面治疗有很高造诣！甚至有的医院还有催眠专家，唯一能治疗好的方法，就是通过催眠治疗！”

我问道：“到北京哪些医院能治疗啊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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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说道：“很多医院都可以！比如北京协和医院，他们的精神科也很权威，还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，回龙观医院等，你去了再仔细打听吧！”

我原本想带大姐回老家见见父母和二姐，但是一想，大姐现在连我都不认识，带回去家里人肯定又担心又伤心，我独自扛下这份心伤吧！

给大姐办完出院手续后，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，打车来到火车站。一路上，大姐都沉默着，应该是医生开的药物有抑制狂躁的作用。她虽然还不认识我，但是体内流着相同的血液，血缘关系让她对我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与信任感！我似乎对去北京治疗充满了担忧和迷茫，但我始终紧紧握住大姐的手，生怕一转眼她又消失不见了！

我们到售票厅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，经过漫长的车程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梦寐以求的北京。当火车缓缓驶入北京西站时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激动之情。这座城市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，而此刻，我也怀揣着同样的期待——希望在这个专家云集的地方，能够找到治愈大姐疾病的方法。

随着人群走出车厢，我们步入了一个地下楼梯，穿过地下通道，来到了出站口，原来北京西站出站口在地下室。北京西站的地下室让人眼花缭乱，熙熙攘攘的人们匆忙穿梭其间。我紧紧拉着大姐的胳膊，生怕与她走散。按照指示牌的引导，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，这里虽然不如地面那般繁华热闹，但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氛围。人流如织，却又秩序井然，每个人都迈着匆忙的步伐向前走着。我注意到周围有许多像我们一样初来乍到的旅客，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这座陌生城市的好奇和渴望。大理石地面上，反射着匆匆行人的身影。他们背着行囊拉着行李箱，或者提着包裹，穿梭在车站里。

我看着提示牌，北京西站有两个出口，一个北广场，一个南广场。我不知道从那个广场出去合适，咨询一下工作人员，她说随便哪个出口都可以出去北广场的公交车最多，南广场公交车相对要少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