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陕甘宁地区的政策，在这次乾清宫小会议上，洪治帝就明确表态，“运往陕西的粮食，全部从粮食总司内拨给，就近运输，从西川等地优先。”

没办法，计划中的津洛长铁路，还在规划之中，此时就是天津大沽，山东莱州港囤积了大量从南洋运来的粮食，也没办法给陕西运输过去。

只能是从天津大沽港装上火车，往真定府拉，然后在从真定府处，通过马车往洛阳运，在转到长安府。

这期间，需转手多处府县，调度就成了粮食总司的关键问题，沿途的盘剥的问题，全都需各处的巡抚衙门进行关注。

这对于大明粮食总司的人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也是对大明各个府县基层官吏的一次考验。

陕甘宁地区的新法问题，内阁几位大臣一致认为，宁可减免降税，也不能一地二法。

新法以钱代物必须全大明施行，这是不可更改的，无论是何处布政司，一律不得更改，为的就是防止以后有人将旧法‘死灰复燃’。

商鞅死，而新法续！

人亡政不可息！

乾清宫内，洪治帝与众位内阁大臣在用完晚膳之后，就西北问题，还在彻夜秉烛，就内阁首辅高拱提出的‘西北工业发展大政’，进行商议。

高拱认为，既然西北地，尤其是甘宁地区，环境不适合进行农耕作业，是否可以进行钢铁及军械方面的制造。

对此，几位内阁大臣意见出现了分歧，陈志是坚决站在了高拱这边，认为可行，陕甘宁地区的矿产资源，能够支撑得起，就得大力的发展。

况且还有山西这个资源大奶妈在侧，关中完全可以复刻京畿地区的模式，进行工业大发展，带动其地的产业。

但赵贞吉等人则是以时局安危考虑，认为兵工厂等器械重要公坊，必须掌握在朝廷可控范围内，陕西毕竟距离京师太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