次日，萧氏召开宗议。

    宗议是宗主与长老之议，地位在族议之上，仅家主、族中先天宗师和部分洞真境宗师参与，议的都是关乎萧氏未来发展，以及生死存亡的大事。

    宗议在萧山秘密举行。

    梁国公府中，除了萧昡、萧琮父子外，没有人知晓：萧山上正在举行一场决定兰陵萧氏的未来，乃至影响大唐帝国未来的重大议事。

    数日后，河西大都督府突然兵马出动，封了河西马球会和赛马会，以“马会私传小报，谣言惑乱军心”为由，将两马会主要负责人都关进了军狱中。次日，又将“人犯”提交到河西道提刑司的刑狱中，并照会靖安司河西分局，请提刑司与河西局接手审讯事宜。

    同时，河西大都督府又张贴布告：一是以白纸黑字摘抄朝廷下发的灾情朝报，对霍乱和广州地震的灾情做了澄清；二是张贴赤纸黑字布告，警告士民不得传播谣言，违者以惑乱军心，危害河西安定治罪。

    河西大都督府这两个措置，就显得贺州刺史府对朝廷谕令敷衍轻忽了。

    之前，童谣谶言传开后，朝廷就立即编写了灾情朝报，快递发往各道各府，令州县衙门醒目张贴与宣传，澄清事实，平息谣言。因河西道没有设总揽一道行政的观察使，只有负责监督行政的巡察使，历来朝廷发往河西道的谕旨和公文都是发给巡察使和贺州刺史，由刺史府抄递转发河西诸州。

    贺州刺史府当然遵照政事堂的谕令，抄递转发朝报，但也仅仅当了个抄转手，并无刺史府的附注，提醒各州重视此事。而贺州刺史府也只是在衙门外的公告栏上张贴一纸布告就完事，没两日城中就下了一场雨，那布告墨迹被淋得模糊，也没更换张贴，更无宣传，禁谣的举措。

    若无河西大都督府的行动对比，贺州刺史府的措置至多就是“敷衍了事，执行不力”，但有了这个对比，尤其捉拿“人犯”的举动，就将刺史府架到火坑上去了。

    各地两马会都有世家和地方豪强参股，河西两马会就是萧氏占大股，杜筠在贺州已经做了五六年刺史，少不得将手伸往两马会，经营自己的势力。而萧昡突然出动兵马逮捕两马会“人犯”，包括萧氏在马会的负责人，都一股脑儿抓了，便洗白了萧氏，坑了杜筠。

    即使萧家在两马会的负责人对“私印禁报，散播谣言”有暗中推动之责，但被萧昡这么一抓，萧家人的责任就轻了，至多判个“监管不力”，坐几天牢就能出来，最多罚个几万贯钱，不伤筋不动骨。而主管禁谣的贺州刺史没有作为，不是“伙同一气”，就是“受贿包庇”，端看靖安司重办还是轻办——当然，背后是圣人的意思。无论轻重，杜筠的贺州刺史都是做到头了。

    大都督府的举动，在河西就是一个风向标，很快河西各州都雷厉风行的“禁报，禁谣”，灾情很快澄清，谣言也平息下去。

    而杜筠被提刑司和靖安司的人一起解送长安后，朝廷的处置也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