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，刘钊一直和我保持联系，我们约定周六一早就去田甜的出租屋找她。

这或许不太厚道，因为她是上夜班的人。而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考虑，她上夜班，所以一早肯定在家补眠，我们便可以堵门。

我们也不想白跑一趟，说到底，人终究还是为自己考虑得多一点。

在小区门口会合的时候，刘钊已经到了，他手里拎着一个蛋饼，一袋豆浆，他远远看到我，就对我激动地挥动手臂。

“司葭。”他叫住我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他把早点递给我，“那么早约你出来，你肯定没吃早点吧？”

“谢谢。”我接受了刘钊的好意，象征性地咬了几口，我确实没吃早饭，但想到待会儿可能会发生的冲突，我便有点胃口不好。

“我吃饱了。我们去吧。”我把装早点的塑料袋用纸巾包好放进挎包里，再次对刘钊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刘钊摆摆手，他的表情倒看上去比我轻松，甚至有些神采飞扬的，他说：“你谢我啥呀，我该谢谢你。要不是你从魏老师那里要来地址，我都急死了。”

那小区只有门面看着还行，走进去以后，只有孤零零几栋老式公房，外墙灰扑扑的，看上去破落极了。

上海许多老式小区都是如此，由原来的石库门里弄改造的，还是小梁薄板房。

我感觉这小区的年份比我租住的那里更久，想到这个我不免感到心酸。

底楼走到底是楼梯，一路上我们经过两个青石板铺的公用水槽，水槽的另一边大概是联通着旁边的公共厨房，早起的人正穿着背心裤衩，对着水槽在刷牙。

走到的时候，那人正刷完牙，用毛巾覆在脸上，刘钊客气地问了句：“这楼上是不是住了个姓田的女孩子？”

那干巴瘦的老汉对我们点点头：“你们找她啊？你们是她的谁啊？”

老头说着浓重的上海口音的普通话。

刘钊说：“我们是她同事。她现在在家吗？”

老头说：“在的，在的。”

我们仿佛吃了颗定心丸。

到了楼上，我们又打了一次电话，田甜的电话依然关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