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，寻衅滋事罪要想独立成罪，除了“公共秩序”的

法益以外，很难再找到其他具有特殊性能够起到类型

化的因素和要件，而且“公共秩序”本身就非常模糊，

“公共秩序”法益的侵犯在很多其他章节的具体犯罪

中也会得到侵犯。主观的东西确实比较难以查证，但

是任何一个犯罪都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，都

必须考察主观方面，加强证据收集和审查技艺，对寻

衅滋事罪动机的证据考察能力能够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，寻衅动机和“寻衅滋事”一脉相承，要确定是

小主，

“寻衅滋事”，就必须存在寻衅动机。如果确实没有

寻衅动机，或者寻衅动机存疑，那就只能作出有利于

行为人的认定，也就必须排除适用寻衅滋事罪，这是

保障人权的需要，也是限制和消减“口袋罪”属性的

应有之义。

( 二) 廓清模糊的描述用语

“随意”、“任意”、“情节恶劣”、“情节严重”和

“严重混乱”等用语极其模糊，一千个人恐怕会有一

千种理解。立法者应当将法律条文和遣词造句的明

确性铭记于心，并作为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。［

40］P87

建

议对“随意”和“任意”做出这样的规定: 无事生非是

原则，比如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人在实

施殴打行为时毫无道理，只要见人就打; 借故生非是

例外，小题大做或者找茬就属于这种情形，也应当认

定为属于“随意”或者“任意”

; 同时建议将 2013 年两

高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》中被害人过错的“除外责任条款”移植立法

中。寻衅滋事罪中的“情节严重”、“情节恶劣”应该

说是区分罪与非罪时的一个核心问题，本身属于立法

问题，应当在立法中予以规定，而不应当在司法解释

中规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