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为“情节恶劣”。本案中的行为人确实存在多次拦截和恐吓行为，而且还存在持钢管蹲守的行为，黄某

的行为非常准确地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。另外，其恐吓的对象是审判民事案件的法官，黄某的行

为对司法的权威性以及公信力也会产生不利影响，这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政策导向也直接相悖。因此，

在这种情形下，定为寻衅滋事罪的争议并不大。按理说，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如果以该案为比照，在严格

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，并不会出现司法适用口袋化的现状。然而，社会现实生活日新月异，加之

网络时代所形塑的双层社会结构，除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外，刑法适用还面临网络空间的解释问题，在社

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下，寻衅滋事罪就时常被当作一个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兜底性罪名，其不断口袋化的

趋势也就难以避免，甚至会时常与治安管理处罚或者民事违法的行为相混淆，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解

释者并没有恪守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规范地位。

案例 2：2019 年 8 月，彭某与朋友们到餐馆用餐，酒过三巡，当朋友们陆续离开后，彭某来到收银

台，表示要结账，彭某起初提出要把手机和钥匙抵押在店里，等回去取钱后再来结账，但遭到店家拒

绝。彭某诉苦说实在没钱支付餐费，自己身上确实没钱，留在店里也没用，可以先互加微信，然后等他

回去再想办法。店员见其满身酒气，就先答应了这一要求。当晚，店员多次催款，但没有得到回应，继

而予以报警。经调查，自 2018 年 11 月—2019 年 8 月，彭某先后在多家商铺吃喝玩乐，并以各种理由拒

绝支付消费金额共计 4 000 余元。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对其批准逮捕[4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