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凡是给予官员馆职，都需要先考试再与任命。

英宗有心抬举苏轼的名声，表示直接让苏轼做直史馆吧，就不需要再加以考试了。

但韩琦还是坚持不答应，英宗便说出了这句“如轼有不可以邪”。

不过韩琦到最后也没有同意，英宗于是终于气馁，此次讨论便也到此为止了。

这件事情传扬出去之后，不少人其实是非常认同韩琦做法的，连欧阳修都表示这是宰相对苏轼的爱护，免得其人年纪轻轻骤居显位，而为天下人所攻仵。

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，韩琦这是在嫉贤妒能，为的是自固权威，于是压抑后进。

且不论韩琦当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思，但官家此刻用这话来问王相公，却无疑是在提醒对方小心公议对他不利。

毕竟苏轼自请离京，很大程度上与他王安石脱不开干系，此刻他若是再对苏轼横加压制，那可就不免要引起士林舆论的非议了。

而且苏轼不同于旁人，他在接连考中科举和制举大科之后，便分别遭到丧母和丧父的厄运，因此错过了人生中最能做出实际政绩的年华。

士人们大多对苏轼的这等遭遇是怀有怜悯来着。

王安石怔了片刻，复又想起数月之前他与曾布的讨论。

彼时他便说若有机会，不妨用苏轼为吴希的遮掩，在吴希尚缺少资历不能主持朝廷改革大政时，先作为台前之人主持局面。

毕竟他彼时以及现在，都对吴希这个年轻人充满欣赏，认为对方能够继自己之后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新政，只是太过年轻了些罢了。

而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，王安石其实也十分了解，其人并非全盘反对新法，只是与他的好徒弟一样，反对新法推行过程中害民的一部分罢了。

与他徒弟所不同的只是，苏轼的理想主义性格，令他难以像吴希一样，承认阶段性的害民难以避免罢了。

同王安石终于没有再说什么反对的意见，只是向官家拱手一拜，默默退至在一边罢了。